还有一个流血点，则在于北部地区，尤其是与帝国本土交界地区的长期不稳定。在那里，长期盘踞着安南当地以及广南西道西部地区的蛮夷势力，名义上臣服汉统，但自主性很强，尤其在安南建国之后，则更加活跃，尤爱从帝国与安南陆地交通线上吸血。

及至建隆中期，滇黔叛乱，朝廷平乱之后，作乱云南蛮部转进安南边境，则进一步加剧了安南北部边境的混乱，甚至逐渐发展成为安南、云南、广南三国道交界处的一片毒瘤，极大地影响了安南与帝国陆上交流往来。

有鉴于此，从刘娥还在摄政时期，安南国就开始了对北部蛮乱的军事清理行动，收效是有的，难解决根本，因为根本无法根除那些蛮匪。

到后来，鉴于广南边境蛮匪作乱，屡剿不绝的情况，世宗皇帝诏命，从帝国中枢层面，安排协调边境道州与安南国这边的联合剿匪治安行动。

相互配合之下，比起此前的独立行动，效果自然好了很多，不少横行一时的蛮匪强人，都被官军剿杀，持续数年的血腥清剿之后，蛮匪气焰终于遭到剿灭，边境也获得了难得一段相对安定的时光。

然而，这样的成果，是建立在帝国中枢巨大压力，两道一国耗费巨大人物力的情况下，而这种强度，显然不可能长期维持的。

安南北部边界地区，那些复杂的地理、民情、风俗情况，都导致其很难轻易稳定下来，再加上一些居心叵测、心怀贰意的地方土豪，推波助澜，兴风作浪，其成为祸乱一国二道的策源地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随着刘娥去世，安南国进入“廷府共治”的时代，朝廷内部斗争的加剧，也导致北方蛮匪以及边境地区分离势力的再度抬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