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会这样？因为官差门只关心完成上面派发的“赋税任务”就行了，而对方只是普涨浪费的“良民”而非“刁民”，何必要苦苦相逼？毕竟拿人手短，吃人嘴短，只要对方按时缴税进行，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

元朝的普通百姓（有钱人家）不用担心因“僭越”而犯事，可是到了明朝，情况就完全变了。根据明朝万历年间一位“礼部尚书”，即著名的文学家于慎行所说：“元平江南，政令疏阔，赋税宽减，他无征发。”

就是这短短16个字，就足以证明一切。而且，这还是一个明朝高级官员说的，这简直让人疑惑不解。

其实，蒙古人是非常重视“贸易”和“经商”的，但“贸易”和“经商”最重要之处，就是从事它的人要有足够的自由才行，这就要求人口得有流动性，因为只有人口流动了，才能货通天下，才能挣到钱，才能给蒙古人交税。同时，对于老百姓种地之事，蒙古人就看得很淡，因为游牧民族习惯吃肉喝奶，但不爱吃米饭。

蒙古人心想作为被统治者，你就按照规定数额缴税就行了，不在乎你做什么行业，也不要求你倾家荡产的多交，因为蒙古人喜欢吃“老鞑子烤羊腿”，不爱吃白米饭。所以，当时的江南百姓日子过得还算行。

这些“南人”中的“普通百姓”（富人阶层）拥有充分自由，其想种地就种地，不想种地的也可以做买卖。

“元朝”的赋税制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，包括“地税”和“丁税”、“秋税”和“夏税”、“科差法”、“经理法”等。

元朝的“地税”和“丁税”在其“前身”——“大蒙古国”时期，由“元太宗”孛儿只斤?窝阔台的幕僚们（汉化之契丹人耶律楚材）负责制定并规定：“每户科粟二石，后以军食不足，后增为四石。继定利征之法，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，每丁岁科粟一石，驱丁（亦称驱口）五升，新户丁、驱各半，老幼不与。

其间有耕种者，或验其牛具之数，或验春土地之等，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；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。工匠、僧、道验地；官吏、商贾验丁。”

《元史?食货志》记载：“地税，上田每亩三升，中田二升半，下田二升。水田每亩五升”。《元史?耶律楚材传》记载：“至元十七年（西元1280年），“元世祖”孛儿只斤?忽必烈规定，全科户每丁粟三石，驱丁粟一石，半科户每丁粟一石。”

元初，江南只收“秋税”，至元朝改国号为“大元”后的“至元”十九年（西元1282年）二月，令江南税粮依宋贞例，输米三分之一，其余折输绵、绢等杂物。“元成宗”孛儿只斤?铁穆耳的“元贞”二年（西元1296年）始定江南征收“夏税”。

“秋税”只令输粮，“夏税”则折收木绵布、绢、丝、绵等物，均视粮数为差，粮一石或输钞三贯（3000枚铜钱，相当于3两银子），或输二贯，或输一贯500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