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际上，这些日子朱怡成之所以没有决定包家和严家的事，不仅是因为他先要处理同英国使者的公务，同时心中也在考虑最终如何处理这件事。

包家的态度对朱怡成来讲还是比较满意的，至少包宏辉的所作所为表明了包家的姿态，而且包家在大明的重要性并不低，在海贸这方面，虽然朱怡成的宁波商行位居前列，但包家的份额不算小，如今包家的商船遍布东海和南海，最远处已经到达印度洋。

再加上包家在香港的投入，如今的香港虽然比不上上海，可随着香港的兴起，大明在南方的商路越加繁华。每年，包家为大明贡献的商税就高达千万，更不用说衍生的各行各业利润了。

一旦包家就此倒下，不仅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更会使得大明财政受到重创。而且，朱怡成一向扶持商业的国策也会被人所批评，那些原本被朱怡成压得死死的理学之士必然会抨击开放四民之策，从而开历史的倒车。

这点，是朱怡成绝对不愿意看见的结果。一旦造成这种结果，大明的变革说不定就会中断，而朱怡成也会遭受各种阻碍，从而使得大明发展停滞不前。

如今，包家的姿态给了朱怡成一个从轻发落的借口，这样既能保证大明政策的继续推进，同时也能借此敲打这些自我膨胀的商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比包家弱的严家就成了那只鸡，而且是只再好不过的鸡。

几日之后，三法司在朱怡成的授意下正式对包家和严家进行判决，其中包家因为此事被处以重罚，同时包家二公子包宏伟被判刑入狱十年，包家原家主包洋生考虑到其认罪态度良好，再加上又年长体弱，被判三年并监外执行，也就是俗称的“圈禁”。

包宏辉因为此事夺去香港市舶提举司之职，降为七品知事，不过他的爵位依旧还在，而且香港一地的商贸权限朱怡成也未剥夺，仅只是另外派人担任香港市舶提举司，以削弱包家在香港的特权。

可以说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包家虽然付出了极大代价，但包家的根基还在，也不至于伤筋动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