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，传统力量依旧强大，就算朱怡成已提高了商人的地位，又更改了科举，在进士科外增加了明算和明法两科，以用来减少对传统文人士子对大明的影响力。可是这仅仅只是改变了部分而已，从国人内心中根深蒂固的思想来看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依旧深入人心，就算是巨商大贾之家，在培养后人的问题上也同样以把后人培养成读书人，以摆脱商人的身份，以加入到士子的行列为荣。

这点，之前还好些，可随着大明逐渐光复神州，民间的看法也开始越来越向这方面倾斜，反而在海外地同本土有所不同，这也是因为海外之地有着特殊原因，不能一并而论。

王樊之所以会提出那种建议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，更是因为王樊深知朱怡成的想法。其实所有军机大臣，包括朝中重臣来讲，要论地位是廖焕之最高，要讲资格是董大山最老，要说前途是曾逸书最为光芒四射，可真正要论亲信的，除了那位早就退出军机不问政事，只是担任太傅的邬思道外，恐怕也就是王樊了。

说起来，王樊名义为臣，其实是朱怡成的家奴，自王樊当年在宁波第一个举家投靠朱怡成之后，他就是同皇家站到了一起，对于朱怡成不仅是皇帝，而是主人一般，这也是朱怡成一直信任王樊，并把他提拔到如此地位的主要原因。

说句心里话，朱怡成其实是不打算让王樊离开军机处的，因为他这么一离开自己之前搞出来的平衡的各方代表力量就被打破。可是规矩是自己定下的，朱怡成却不能破坏自己的规矩，因为他很清楚一旦破坏了这个规矩，那么规矩自然就不再成为规矩，而会给后人带来极坏的影响。

从这点来讲，王樊退出军机已成定局，但王樊退出后军机处就没了代表商人利益的人，这对于朱怡成对大明未来走向的推动是极为不利的。倒不是朱怡成注重商人，又或者对商人有极大的好感，其实在朱怡成看来，商人群体虽有值得信赖和重用之人，可同时也有许多只顾利益私心极重的人。